陈墨谈金庸：为什么说江湖内外，金庸都是个传奇？

金庸先生会讲故事，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即出口不凡，把乾隆皇帝、福康安等历史人物和陈家洛、余鱼同等虚构人物融于一体，把民族大义和血缘亲情的冲突作最大限度张力实验，在完成民族主义主题的同时顺带完成了对汉族书生精神弱点的反思和批评。《庖丁解牛》的生动寓言竟是超级武功的哲学依据，慢道不信，这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别家故事中的李自成，要么是乱党贼寇，要么是革命英雄，惟有在金庸《碧血剑》中，既有起义领袖的卡里斯玛气质，又有草莽英雄的文化心理局限，呈现了这个历史人物的灵魂。而“昨日的万里长城，今日的一缕英魂”的野唱，更洞见了千年政治文化的老伤。

《书剑恩仇录》

作者: 金庸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年5月

金庸先生会讲故事，《射雕英雄传》中南宋历史烽烟和英雄传奇，是以郭靖、杨康两位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为衬底；而在成长故事的字里行间，却还有教育的寓言，如人生教科书。江南七怪满堂灌，让郭靖无所适从，愈显其笨，其实不过是应试教育的方法不高明。一旦由马钰寓教于乐，进而由洪七公因材施教，笨拙的郭靖便脱胎换骨，让人刮目相看。而一旦游学四方，观摩东邪、西毒、南帝和中神通的学术路径，更是卓然成家。非但杨康、欧阳克无法望其项背，即便是聪明绝顶的黄蓉，也只能瞠乎其后。《神雕侠侣》非但是武侠奇葩，爱情宝典，也是成长故事的另一版本。主人公杨过命途多舛，无寻常路可走，只能另辟蹊径，最后与郭靖殊途同归，奥秘是：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建构自我。

金庸先生会讲故事，以《天龙八部》即非人的神道精怪为书名，其实仍是探索人如何成为人的重大主题。段誉、萧峰、虚竹三位主人公，都有“恶人”血统，段誉的生父是天下第一大恶人段延庆；虚竹的生母叶二娘是天下第二大恶人；萧峰生父萧远山亦是愤怒成狂、罪恶累累。与此同时，他们还都面临自我期许与社会角色间的重大矛盾，段誉喜欢易经佛学，不喜欢武功打斗，但他是大理王子、段氏武功的继承人，巨大的社会压力无计可避；萧峰领导丐帮抗辽保国，但他的身份竟是契丹人；虚竹只想做少林寺的小和尚，但无法自控的命运却把他送上了灵鹫宫。《天龙八部》的故事，正是三位主人公如何与命运抗争，如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如何成为人间英雄的奋斗史。书中其实没有半个精怪，只有不加控制的欲望和无法预知的社会压力，使得书中人物患上了程度不等的神经症。无论是天下四大恶人，还是慕容博、萧远山，或是段正淳及其妻子情人和逍遥派师兄弟姊妹，无不如是。如是，这部书就不仅是人生寓言，也是人间寓言。

《天龙八部》

作者: 金庸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年5月

金庸先生会讲故事，从“为国为民、牺牲自我”的儒家之侠、“至性至情、实现自我”的道家之侠、“无欲无求、无人无我”的佛家之侠一路写来，直到《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他那迷倒众生的气质，来自放浪不羁的自由天性，艰苦卓绝的自由人生之路，前有先贤，后有来者。或许，在任我行、左冷禅、岳不群的世界中，令狐冲的结局有些理想化。于是就有《鹿鼎记》韦小宝故事。有人说，《鹿鼎记》是为康熙及其皇权歌功颂德之作，那恐怕只是表层；深层次是，韦小宝与康熙不过是一物两面，小丑原就是圣君的替身与化身，作为文化精灵与怪胎，韦小宝与康熙都是导游，且互为镜像。《鹿鼎记》中，深藏了国民性文化之谜。

金庸先生是武侠小说作家，武侠小说属通俗文类，有其类型规范与模式。金庸的超常之处，是他能不断突破类型模式，不懈地追求与众不同，即便掌握了超级成功秘方，也不做简单的自我复制。在武侠小说家中，没有人像他那样，愿意花费十年时间，对自己的成名之作进行逐字逐句的修订。在所有武侠小说中，也没有其他作品如金庸小说那样，突破雅俗藩篱，让文学批评界莫衷一是，至今仍争论不休。真正的好故事，是无尚瑰宝，足以打破刻板印象，留下理论谜题。

二

金庸不仅是讲故事的人，他的94年人生，本身就是好故事，足够传奇，足够励志，足够曲折，足够深邃。金庸不过是查良镛先生的多个化身之一，成就非凡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原是地地道道的业余创作。

他的职业身份，是著名报人，从《东南日报》、《大公报》及《新晚报》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到《明报》业主、社评家和明报集团董事局主席。很多人都熟悉金庸办报故事，怕非一部专业博士论文可以说尽。有一条线索格外值得注意，那就是《明报》与《神雕侠侣》诞生于同一年，即1959年；小说主人公杨过与作者金庸/创业者查良镛的路径，也是同一方向：同一种积郁愤懑，同一种突破正统礼教大防的壮志雄心，同一面建构并且彰显自我的精神旗帜。

当年拜谒梁羽生先生，梁先生垂询：在你看来，我和金庸的根本区别何在？答案当然是：金庸善于经营。善于故事经营，善于小说版权经营，善于报业经营，且善于人生经营。真正的经营才能，非止于技巧，更非止于权谋，而是洞明世事人情的活力、勇气、智慧与直觉。文章如此，人生亦是如此。金庸创办《明报》，当然与其武侠小说畅销有关，与其让别家报纸连载，何不自己办报？与其让他人盗印，何不自己出版？而初期的《明报》，正是以小说连载吸引读者，武侠小说是先锋，金庸小说是元帅。商业化与亲民性，是《明报》故事的第一季。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

《明报》故事第二季，从小报跃升大报，当然是由小说园变成新闻纸，让新闻性与娱乐性相得益彰，进而变娱乐性第一为新闻性第一。生存发展的奥妙之一，是在香港当年非左即右、非蓝即红的政治对峙中，做了意识形态藏锋的自由第三方。每家大报都要面对1962年大陆居民逃港事件，惟《明报》超越非此即彼的立场偏见，选择人道立场和香港在地性观点，让同情心与理智态度共同引领舆论导向。《明报》的成功升级，非仅因纯粹的新闻眼，更取决于博大的思想襟怀。说金庸因武侠小说的成功而导致《明报》的成功，固然不无道理；而《明报》的成功导致金庸武侠小说的升级，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1962年的《天龙八部》中，即充满超度人间苦难的思索和书写。此后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记》等书，无不体现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洞察和对祖国社会的现实关怀。

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1989

《明报》故事第三季，是从大报升级为名报，取决于金庸的社评。香江第一健笔，说的可不是写武侠小说的金庸，而是指独具慧眼的时事评论家查良镛。《明报》社评卓尔不凡，为同行称道，并被当年北京、台北及华盛顿等地政治要人所重视，源于作者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对政治与外交事务的洞察力。而这种视野和洞察力，不仅来自当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专业素养，更来自终生不渝的自我期许：那一份凌云壮志，才是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的真正原因吧？

三

金庸先生一生坎坷。

高中被学校开除，大学又被学校开除，少年丧母，中年丧子，老年时有不虞之誉，也多求全之毁。为香港基本法费尽心智，被谩骂攻击；80多岁终园剑桥梦，获得博士学位，竟也被嘲讽讥笑。《神雕侠侣》中杨过，襄阳城外保国卫民，得万民感戴，谁又真正懂得，那一招“黯然销魂掌”，有几多悲苦，几多忧伤？

金庸先生走了。金庸故事结束，剩下的，只有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