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最后的文学典型

   金庸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独有的风景，是由近四十年来中国作家的创作反衬出来的。

 

　　首先，金庸编写了一个个结构精致、想象奇特、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作品老少咸宜，雅俗共赏，读者面之广，阅读兴趣之持久，当今中国作家还无人可及。

 

　　其次，金庸不但会编故事，而且善于刻画人物，他塑造出一个个性格各异、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而这正是文学最显著的特点，好小说的标志就是一定要塑造出人物。有过阅读经验的读者都知道，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会给人留下几个难忘的主人公，多年之后，作品的情节也许会淡忘，但书中的文学形象却轮廓依旧。对于金庸的读者来说，乔峰、段誉、杨过、韦小宝，这些文学人物已经具有了独立的生命，他们不是离开了原作，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之中了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也是文学和故事的区别。

 

　　反观当代中国文坛，一位文学批评家发出这样的感慨："文坛越来越大，'文学'越来越小；作品越来越多，'作者'越来越少。"在小说这片庄稼地里，每年有上千部的作品出现，故事五花八门，甚至无奇不有，但真正让人感动，让人记住的人物又有多少呢？而长久活在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形象又在哪里呢？无论在编故事方面，还是塑造文学形象上，金庸这块绿地依旧是其中最亮丽光鲜的。

 

　　金庸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塑造了众多生动的文学形象，而且还贡献了一个文学典型--韦小宝。

 

　　创造文学形象，是作家的本领。本领有高有低，形象也就有好有差。而所谓文学典型，是指高出一般人物形象的文学人物，这种文学人物或概括了某种性格，或浓缩了某种社会现象，因而超越了这个人物成为一种特指的普遍称谓。因此，中外伟大作家在他们的不朽作品中，创造的文学典型，才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例如，葛朗台已成为吝啬鬼的别名，牛虻成为那些忠于理想，坚毅顽强的革命者的共同名字；保尔·柯察金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化身，昭示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阿Q及其精神，活脱脱勾勒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性格的特点，而祥林嫂则是饱受封建压迫的千千万万中国妇女悲惨命运和她们精神生活的缩影。自鲁迅以来，真正创造出这样的文学典型的中国作家，一时竟想不出有几个人了。金庸塑造的韦小宝或许称得上是自阿Q以来最后的文学典型了吧。

 

　　为什么说韦小宝这个人物可以列入文学典型的行列呢？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看看这个文学典型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金庸的后两部小说《笑傲江湖》和《鹿鼎记》，是在中国大陆爆发文革伊始，先后创作的。因此，这两部作品本身有意无意地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金庸是办报的，报人对时局变化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他还说，他一生受《资治通鉴》影响最大，说："《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模。"可想而知，文革这么大的动静对他的冲击是多么强烈；可以想见，对大陆发生的事，他不可能隔岸观火，不可能不做出观察后的思考，和思考后的判断。

 

　　文革的震撼，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就像整个中国都在施演一场旷世乾坤大挪移，那里发生的事真伪莫辨，人鬼不分，情节曲折跌宕，因果扑朔迷离，比金庸的武侠小说更加匪夷所思，唯一不同的是，武侠小说是虚构的，而这却是光天化日下活生生的现实。金庸也像他的读者迷恋他的作品那样，每天阅读着这场惊天动地的人间大戏，不由想参透其中的奥秘。凭着新闻职业的敏锐反应和丰厚的历史学养，他对发生着的事件，都作出令人惊奇的预测。试举几例：

 

　　1966年文革一开始，金庸就以其独有的新闻慧眼，认为这场名为文化的所谓大革命，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在文化上破旧立新，而是一场权力之争。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断语，并非空穴来风。稍早之前，1966年5月6日，文革已是山雨欲来，在风声雨意中，金庸已经嗅出了点什么，在《郭沫若认错求饶》这篇社评中，他指出："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

 

　　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掀起举国一片狂热，众人皆醉之际，金庸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6月4日，他就草就了一篇社评，题目是《彭真罢官》，说："由于这场尚未明朗化的大斗争，有一个要点是很明显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之继承人位置已不巩固。本来，'毛去刘继'是众所公认的事，现在却变成了'未必啊未必'！" 这是当时海内外报刊中，第一次指明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的文章。

 

　　在毛泽东再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之后，1966年9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红卫兵的新行动将是什么》，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卫兵是毛泽东、林彪发动起来打击刘少奇一派的一种组织，真正的目标在整肃党内的反毛林分子。"

 

　　1971年9月13日，曾经大红大紫，被称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章中钦定的接班人林彪，折戟沉沙，葬身大漠的消息，令全世界为之震惊。而对于林彪的结局，金庸早在1967年12月3日的一片社评《林彪渐露把互相》中就指出："什么时候毛泽东赫然震怒，再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看似未卜先知，其实是他善用历史眼光观察现实所致。

 

　　当年，金庸的社评引起香港民众极大的兴趣，人们喜欢他的武侠小说，更爱看他对时局的评判。他的武侠小说被誉为"天下第一笔"，而他精辟的社评则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冷静的观察和驰骋的想象，这两支笔，左右开弓，交相生辉，形成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金庸创作的独特景观。

 

　　蓝棣之教授认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是可以在好几个层面上进行的。作家说出了什么样的意思，是一个层面，作家到底想说什么，又是一个层面；作品在实际上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它象征或暗示着什么，是一个层面，而作家没有明确察觉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些什么，也是一个层面。这个没有明确觉察的意向，看来是在很深的地方左右着作家的作品，甚至成为作家创作的潜在动因。"（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3页）

 

　　以此观之，他对文革的观察与思考必定会有意无意地渗透到他的武侠世界中来。《笑傲江湖》充满非常强烈的权力斗争意识，像是那个动荡政局浓缩，幻化到了书中的江湖。与其说是金庸在写武侠故事，不如说他是在讲述一个长篇政治寓言。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人们，在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以及争霸的武林各门派的争斗中，都会想到当年呼风唤雨的一个个政治人物和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

 

　　金庸后来也说过："写《笑傲江湖》那几年，大陆的文化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中的卑污集中地呈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

 

　　文革一爆发，中国社会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以前的一切都在朝着相反的方面转化：备受尊崇的开国元勋突然成为所有人都可以斥责的老朽，功绩成为罪证，坐牢就是叛徒，学问越大越反动，吃不饱的人最革命，无知者最无畏，高贵者最愚蠢，总之，原来推崇的，现在都要打倒，原来是好的，现在都是坏的，原有的价值观念被否定了，新的又无法很快建立起来。中国进入的竟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金庸的创作也悄然生变。1969年10月，开始创作小说《鹿鼎记》。小说的题目，取"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意思，颇有深意。这时中共九大刚刚开过，新的中央委员会里，人们熟悉的老革命家不多了，忽然冒出来一大堆前所未闻的名字，诸如马小六、王白旦、陈阿大，等等，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更不知他们何德何能，竟居庙堂之上。1966年8曰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开篇就有这样的话："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后来，正是这些本来不出名的人渐渐成了气候。这些人没有显赫的资历，没有过人的本领，脚步却和着社会的节拍，步步走在点上，于是个个都是时代的弄潮儿，逐鹿问鼎，成为社会的主角。也就是从他们开始，一个没有英雄的平庸的时代来到了。也就是在这时，金庸塑造出一个绝顶古怪精灵的主人公--韦小宝。这个类型的人物在他的小说中是前所从未有的。

 

　　从金庸作品主人公的演变不难看出时代风云投在作家心头的影子。

 

　　撇开前几部小说的主角不说，只就文革中创作的这两部小说来看，令狐冲显然还有那个一身英雄气概的乔峰的影子，而韦小宝既不是乔峰，也不是忽正忽邪的杨过，是一个只会花拳绣腿、擅长花言巧语的小家伙。有人在评论这篇小说时说，金庸突出的主角不再是武林人物，认为这种写法突破了江湖恩怨、武林争霸的武侠小说传统写法的模式，进入了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因为这部小说和以前的几部反差太大，有人甚至怀疑此书是出自金庸的手笔。

 

　　令狐冲和韦小宝其实代表了两个绝然不同的时代。如果说令狐冲还代表了英雄崇拜的话，那么韦小宝则把平庸提升到了主导的高度。这个从扬州妓院出来的小子混到了宫廷，文不会写武不能打，靠油嘴滑舌，成了皇帝的宠幸近侍，游走于朝野江湖，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他不会武功却一刀毙人性命，自己也搞不清楚喜欢哪个女人，但七个漂亮的女子都投入了他的怀抱。机会加运气，福星高照，他是个成功人士。经过文革岁月的读者，浩劫之后读《鹿鼎记》时，从韦小宝身上，总会联想到许多过往年代的"风云人物"，比如那个交白卷而一举成名的"英雄"张铁生，告御状当上地区教育局长的小职员，当然还有那位年轻英俊一步登天的王洪文副主席，等等不一而足。

 

　　因此，有人指出："某种意义上，《鹿鼎记》已非单纯的武侠小说，而是借了武侠小说形式的社会小说。"看来不无道理。

 

　　所以说韦小宝是金庸给现代小说提供的文学典型，是因为这个人物概括集中了某种社会现象，代表了社会上一种类型的人。在文学典型上，他的对应人物是堂吉诃德。后者是在一种社会主导价值精神消失之后，仍对这种价值信念的坚持和虔诚，但他身体力行的实践已为时代所不容，必然遭到世俗的奚落和嘲笑。而韦小宝式的人，无知无畏，无德无行，没有特殊的转业本领，不受任何价值观念支配，与时俱进，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两条铁轨上，行走自如，机会来了抓得住，能得实惠时总不空手，多为成功人士。

 

　　韦小宝式的人物过去有，现在也有。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满眼尽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千城一面的大小城市，仔细往当今问鼎逐鹿的社会深处一望，看看政客官僚那些大人物，款爷富婆那些成功人士，再看看那些"超女"小人物，由此类推，会发现，哟嗬，千万个韦小宝在成长！